图灵奖得主霍普克罗夫特指出，AI时代教育应回归本质，重视教学质量与个人兴趣培养。他肯定中国教育改革的耐心，同时提醒技术治理与隐私风险。他认为只有培养自由探索的人才，才能适应未来的技术变革。
一位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，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计算机科学顶峰，并最终摘得图灵奖桂冠的？约翰·爱德华·霍普克罗夫特的人生轨迹，或许能给出答案。上世纪60年代，他还只是西雅图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，视野局限于西海岸的求学与就业。一次偶然路过导师办公室的经历，改变了一切。
当时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Edward McCluskey正来电询问是否有合适的博士生人选。导师Bernard Widrow将电话递给了霍普克罗夫特。一番交谈后，他被这个新兴领域深深吸引，从此踏上计算机科学的研究之路。回顾这段往事，霍普克罗夫特在接受采访时坦言：“我始终充满好奇，喜欢探索。严格讲，我从未觉得是在‘工作’，而是一直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。”
正是这份热爱，支撑他在算法与数据结构领域取得奠基性成就，并在1986年荣获图灵奖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他指导的博士生中，已有两位后来也获得图灵奖——2020年的Alfred Aho和2025年的Gilles Brassard。
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，霍普克罗夫特的关注点却不在最前沿的AI模型上。他反复强调的，是“教育”。他告诉记者：“人类是唯一能系统教育后代的物种。正是教育让我们实现了登月壮举，其他任何生物都无法完成如此复杂的成就。”
自2011年起，霍普克罗夫特应邀参与中国高校的计算机人才培养工作。2016年获中国政府友谊奖，2021年加入教育部“101计划”专家委员会，2024年再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。他注意到，中国顶尖高校教师英语水平较高，但地方院校教师英语能力相对有限。为此，“101计划”为全国1300多所高校统一开发课程资源，推动优质教学内容的普及。
他尤为强调教学质量评估的作用：“评价指标决定了收获的成果。”如果评价体系聚焦教学质量，本科教育自然会更加扎实。他直言，过度看重科研经费、论文数量和获奖情况，并不能真正提升教育水平。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培养下一代人才，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，并引导他们走向能带来愉悦人生的职业道路。
在中国，霍普克罗夫特看到了耐心。他说：“许多国家的官员追求短期见效，但中国愿意思考30年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。”教育恰恰是最需要这种耐心的领域。
技术的突飞猛进，也让风险随之凸显。霍普克罗夫特用汽车来类比：汽车改变了出行，但不规范驾驶就会造成事故。因此，政府必须对技术进行合理监管，扬长避短。AI亦然。
他特别提到隐私问题的严峻性。以自己的经历为例，单凭IP地址的搜索记录，就能精准拼凑出一个陌生人的身份、爱好、行程甚至住址。“我掌握了大量她绝不愿让外人知晓的私人信息。”这种能力令人警惕。技术越强大，治理、隐私与合作议题就越不容回避。
对于中国AI产业的进展，霍普克罗夫特给予积极评价：“做得非常好。”他认为，外部压力反而促使中国走上自主创新之路，使中国更强大。但他强调，落脚点应是合作而非对抗。“过去美国是唯一的主要大国，现在必须学会以伙伴身份与中国合作。”
人工智能走向主流，离不开关键人物的突破。2012年，杰弗里·辛顿赢得ImageNet图像识别竞赛，证明了模式识别的重要性远超传统逻辑方法，由此催生了今天庞大的AI产业。霍普克罗夫特说，辛顿不过是在“探索自己好奇的事物”。同样，2015年研究人员在压缩互联网内容的探索中，意外孕育了ChatGPT和大语言模型。
因此，霍普克罗夫特认为，面向未来的战略必须具备适应性，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“培养能够探索并适应全新方向的人才”。他交流过的多位诺贝尔奖得主都说，自己只是单纯探索热爱的东西，所在机构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与机会。如果一味要求科研人员从事指定的应用研究，固然能解决具体问题，却难以开辟全新领域，更无从孕育诺贝尔奖级成果。
他甚至质疑当下AI的发展方向：“人脑极其强大，能耗却几乎为零，而计算机却消耗大量电能，或许现在的计算模式根本就是错的。”而这种底层问题的突破，才是让国家真正伟大的根基。
谈及中国教育现状，他流露出忧虑。他看到许多小学生早8点到校，下午5点半才离开，晚上还要写作业、上补习班。“孩子完全没有时间弄明白自己喜欢什么。”相比之下，他小时候上午9点上课，下午3点放学，没有家庭作业，每天都有两个半小时的自由时光。正是这段自由，让他逐步认清了自己的志趣。
当被问到若再选择一次是否会走同样的路，霍普克罗夫特毫不犹豫：“我享受我的过往和我所学到的一切。”他认为，让一个人沉浸于所爱，就是给未来最好的礼物。而改善教育，并不需要巨额投入，关键在改变评价人才的标准。
这位耄耋之年的学者仍在东西方之间奔波。他告诫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：真正能够穿越周期的，不是某项技术或指标，而是那些被允许在热爱中沉浸的人。而教育最该做的，就是把时间还给他们。